d’où venons-nous (我們從哪裏來?)
que sommes-nous (我們是甚麼?)
où allons-nous (我們要到哪裏去?)
以上三個問題是高更的遺作 (見上圖) 的名字。當時，漸漸意識到自己即將走到人生盡頭的高更，坦誠地在寫給朋友的信件中寫過：「我極低潮，被貧窮打敗，被病痛打敗，我過早衰老了……」可是，他對藝術的熱情到最後依然是強烈的，他寫道：「在我死前，還要迸放最後燦亮的火光，我的幻想會重新年輕，我的才華要攀升最顛峰。」
確實，他抵着疾病、貧窮把生命中最後的激情一勾一勒地描畫出來。從一九八七年至一九零一年間，他用了四年完成上畫。晚年的高更，畫中含義愈加神秘 – 例如左下角的白頭髮老人和站在她旁邊的白色紅嘴鳥、赤裸的女子和穿過長裙一起走的女人、毛利人神像和蹲臥的動物– 究竟這些圖像組合成一張畫之後，背後有甚麼含義？這些取材又是否能夠體現畫作的題旨? 似乎難下判斷。美學與哲學相類，永遠沒有直接的答案，只有一個個疑問。
雖然，在畫作之中，畫家不會向觀眾說話，但後來的評論者從高更的書信和留下的文字、草圖猜測，他在探索大溪地原始的過程中，發現了人類生老病死的定律，永恆不變。既然沒有分別的話，何以文明人能夠五十步笑百步地去恥笑原始人的落後和愚眛？現代人面對死亡，有解決辦法嗎？正因為殖民的風光助長了歐洲的氣焰，歐洲當時的藝術主流背離信仰傳統，變得膚淺自大，令高更不得不直接向他的同代人拋出那三個問題：「你從哪裏來？你是誰？你往何處去？」
在一九零一年的八月，他離開了長久的大溪地，去了另一個小島依瓦‧歐阿，他在當地搭建房屋時，在門上造了一副近似對聯的木刻，題為 Maison du Jouir，即「歡樂之家」，並補上一句話：Soyez Amoureuses, Vous Serez heureuses (能夠愛，你將會快樂)。可能，這只是他小小的慰籍，但又或是對待上述三個問題的態度，以愛去活出生命的意義。一九零二年，高更與世長辭。他後來成為了現代派的先聲，在生時也有不少好朋友，還有詩人、畫家的支持；死前也娶了一個土著為妻，生下一個孩子，以世俗眼光來看，他走得不算孤單了。
參考書籍：蔣勳 (2013)、《破解高更》、天下遠見出版社、台北
陳重民
浸會大學歐洲研究畢業。在第三年遊歷歐洲時，發現偉大的建築與文字音樂一樣，感動人心。以文字書寫建築，以旋律創造空間，理順生活節奏。於是，在浸大畢業後回到德國，重新攻讀建築學士，漫漫長路，我行我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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